专家解读

从2015年我们国家提出大数据战略开始，数字经济，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广和落地，数字经济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也受到瞩目关注。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保增长，一个是稳就业。

从宏观经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数字经济的规模从2005年的2.6万亿增加到2020年39.8万亿元，平均每年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都超过了50%，占GDP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16.2%增长到2020年的39.2%。可以说，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也成为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推动力量。

从”稳就业“角度，我们也有一组数据可以分享。从2018年开始，数字经济增长的就业规模数量就达到1.9亿个，其中以平台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新领域，增长的就业数量超过1200万个，还包括了以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代表的产业数字化，创造的就业规模达到了1.7亿个。对我们国家的就业增长和预防结构性失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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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一直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区分看待，随着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发展，它对实体经济领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实体经济实际上自身就带有了很多数字化的功能，两者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有预测，到2022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可能突破47万亿，到2025年有望达到60万亿。随着我们对基础设施、新基建的不断投入，我相信5G等技术会成为整个经济的带动引擎。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做好数字资产的运用，如何盘活自身数字资产，是未来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政府来说，数字政府、数字政务以及基于公共大数据的平台建设会成为未来热点。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要基于数字治理方面的保障，为数字经济未来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从现有的市场规模来看，我们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瓶颈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技术大部分仍被国外垄断，需要我们未来持续去做技术上的突破；其次，开源开放社区、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方面还落后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我们未来不断地完善和改进；第三，数字资产如何确权、交易，如何使得数字资产不断保值、增值，我认为从理论上、业务上和法规上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以上这些，都需要一个重要资源，那就是人才。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而这些数字经济创新人才的培养，都对我们的传统教育和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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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一直是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对整个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利益分配群体的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长此以往会造成个体之间发展的不平均，企业竞争之间的不均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乃至全球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从几个方面来致力于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首先最重要的是把对基础设施（硬件）的投入作为重点；第二是软件设施方面的投入；第三是软实力的投入，包括1）通过人才交流作为纽带来吸收发达地区数字经济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水平；2）学习国际相关经验打造开源生态环境、建设开源生态社区；3）以我国申请加入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例，通过不断加快国际化交流、建立国际相关贸易准则，提高国际话语权；第四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各领域参与，通过教育培训、社会培训、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全民数字素养。

通过这些措施，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数字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未来该领域能够发挥它的市场规模效应。同时，我们要把数字经济领域的”蛋糕“做得更多样化，鼓励更多主体的创新和竞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分得更公平、公允，要防范一些垄断行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领域治理措施的推行。希望未来数字经济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领、科学发展为纲要，建立起一个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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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治理，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我认识这也是饿哦们数字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有力保障。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变化，我国申请加入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就涵盖了很多关于数字隐私保护、数字安全相关的要求。我相信通过参加国际化相关协定，能够提高我们国际化数字治理的能力。我们国内的法规在不断完善，不管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数字安全法规，以及未来上海会有数据管理条例的出台。这一系列顶层法规设计、地方制度，以及我们现在参与的国际经济贸易准则，都构成了我们整个治理过程的重要环节。